慈善不是现代人的专利，慈善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悠久，我们善良智慧的古人创造出了许多慈善模式。古人的做法也许对今天的慈善事业仍然有借鉴意义。

安乐坊：公私合办医院

北宋元祐四年(1089)，灾荒之际，瘟疫流行，杭州是水陆交会的地方，疫疾死亡率比别处都高。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捐献五十两黄金，从公款里拨出二千缗钱，又引发众商费、乡绅赞助，一同作为治病基金，合起来办了一个病坊，叫做安乐坊，专门收治穷苦病人。

苏轼全力以赴亲率医生分坊治病，“作值粥药饵，遣吏挟医，分方治病，活者甚众。”

苏东坡统筹制药、施药、治病救人及筹建安乐坊， 有预案，有调度，有应对，有志愿者计划 ( 人力资源征集 )，有后续巩固方案，实际流程更接近现代管理系统，是古代在防疫防灾实践中罕见的统筹安排的实例。

“安乐坊”单独设立，是医疗慈善由寺院走向社会所迈出的关键一步，它治愈千人，引起了朝廷的极大关注，后来由两浙漕臣上报朝廷并得到批准，于是民间救济医院“安乐坊”改名为官办的慈善医院“安济坊”，并得到广泛推广。

     四门义学：

最早的义务教育

义学，顾名思义，是一种免费的“义务教育”。中国人创办的义学，则远比西方国家为早。

中国义学的滥觞时期，当从晚唐王潮、王审知兄弟在福州建立的 “四门义学”说起，当时正是中原动荡，军阀割据，唐朝福祚将尽，五代十国的局面即将到来的时期。河南固始人王潮、王审知兄弟就在这个时期率领了一批中原人马，南下福建，入主八闽。当王氏兄弟统治福建的初期，感到当时的福州文化比较落后，居民目不识丁者很多。为了振兴八闽，有远见的王氏兄弟认为首件大事就是要先从文化教育事业着手。

据《新唐书 ·王潮传》载，当王潮的部队进入福州时，唐朝政权尚存，所以唐昭宗李晔即于乾宁 元年 (894 年 ) 任命王潮为福建观察使。王潮在福州**件事就是“乃作四门义学”。这里的所谓“四 门义学”，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种“义务教育”。“四门义学”规格高于府、州学，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， 是福建的最高学府，而且面向平民开放教育。

王潮死后，他的弟弟王审知继位，也继承了他哥哥所首创的教育事业，继续扩大教育规模，号召各地广设学校，使州有州学，县有县学，乡僻村间有私塾。由朝庭拨专门经费给师生缮食，采用民办公助的形式发展教育。五代后梁龙德元年 (921)， 王审知采纳翁承瓒建议，在福州留晖门外“建四门学”( 经、史、子、集 )，并聘请**文人陈郯、黄滔等做“四门博士”，教导学生，旨在“聚书兴教， 使民知礼义，从善如流”。闽王审知还按期亲临阅卷， 论才授职，八闽读书蔚成风气，闽中被称为文儒之乡， 出现了“千家灯火读书夜”的昔读景象。

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的南移，福州的经济社会和学术文化异常活跃，才学兼优的能员官吏云集榕城， 如程师孟、张伯玉、辛弃疾、陆游、蔡襄、曾巩等，文化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。，宋嘉定元年(1208) 还出现过“一榜三鼎甲”全为福州人的现象；而宋乾道二至八年(1166—1172 年 ) 永泰县在七年中连续三科中了三个状元，千古罕见。经过王潮、王审知兄弟发展教育事业， 从此福建历史上开始了**次经济文化的飞跃时期。

福州的 “义学 ”制度，开始是属于“官办”的性质，即由政府财政支出来开办免费的“义学”。但从此以后，义学又逐渐变成了由社会的热心人士来创办。其经费来源主要靠家族公田中的“地租” 收入来维持，或由当地富户殷商捐助。这种形式的义学，从唐朝以后，历代都有，各地大同小异。办“义学”，也成为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一种优良传统。

         同善会：

最早的民间慈善组织

明万历 18 年 (1590)，杨东明组织父老在河南虞城创立**个同善会组织，它随后在江南地区流行起来。同善会大都由地方绅士举办。经费主要依赖会员捐献。每次捐献的金额，以嘉善同善会为例， 从银九分到九钱不等。随着申请救助人数的增多， 每次筹集的捐献已入不敷出，于是，同善会开始置办不动产——土地，以地租收入来维持同善会的运营。同善会立有较完备的会式，包括其会旨、会期、会斋银、施贫办法及置棺分施等项，因而它也可称得上是一个以济贫、劝善为主要目的的地方性慈善机构。

同善会之设，一是“舍者为善，受者亦善，方是同善 ”；二是“行者亦善，闻者亦然，方是同善 ”。由此，同善会定期举行聚会，一般是每年四次。聚会的目的有三：一是收集( 摆渡) 会员的善款；二是根据会员平时调查的情况，确定救济对象，讨论款项的具体分配；三是由主会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讲演， 劝人行善，做安分守己的良民，共建地方“好风俗”。

同善会的救济对象，首先是生活无着的孝子、节妇，其次是未被养济院收容而不愿以乞讨为生的贫老病者。这些人先要经会员推荐，再由同善会调查核实，才有资格领取善款。在同善会集 ( 摆渡 ) 会讲演结束后，有时也对听讲的贫民给予少量的施舍。透过同善会的规条、讲语，可看出同善会的意识形态，既受到俗化佛教的影响，又有道教的烙印， 但最主要的思想因子，仍是正统儒家的政治理念。此时我国传统社会的慈善文化，下有慈善经济作为支撑，中有慈善制度的管理，上有慈善思想的维系， 对近代社会的慈善文化形态产生了直接影响。

培田：多元开放的乡土教育

明清时期的培田属于典型的中国乡村宗法制社会，有着健全而发达的乡村自治系统。而培田的村落自治还有一个特点，即以兴养立教为己任。在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封建“主流教育”之外，培田存在着另一种更为生动活泼的乡土教育。

培田**所学堂叫“石头丘草堂”，创建于明弘治元年公元 1488 年，之后村中吴姓族人相继仿效，自此开培田兴教办学之风。明清两代培田有书院9 个，家塾 5 处，童蒙、蒙馆 9 所，以及接近于专业教的“锄经别墅”、“修竹楼”和妇女学馆“容膝居” 等。锄经别墅建于明朝后期，明代培田村民经常请 经验丰富的老农向晚辈新手传授种田经验，颇似今 天的农业耕作技术讲座。到了清初，村里又增加了 手工技艺教育方面的内容，这就是建于康熙年间的 “修竹楼”。至于容膝居则更令人称奇，除了学文化、学女红之外，在这里还有老年妇女向待嫁姑娘讲授 婚育知识。这大约是我国教育史上**所婚育学校。明清时的培田还有习武传统，村中办有集勋厂武校、 化成厂武校两所武术学校。

当时村中相继出现各种公益与文教结社组织， 前者如拯婴社 ( 专门收养被遗弃女婴 )、大和山道堂( 戒毒所) 等，后者如孔圣会、文昌社、朱子惜字社等。这些结社的经费均为房族或社员个人捐助，有田产， 还有严格的财务管理，且经营有方，年年生息，资产不断递增，颇似当今的基金会。社员间还经常有雅集，相与唱和，谈诗论文，对营造村落崇文重教的文化气氛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培田的乡土教育与 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的科举教育形成互补，构成了传统中国乡村教育多元而开放的人文特色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 它既是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儒家理想的折射， 也是孔夫子“有教无类”教育理想的生动实践。

来源：公益时报